“源”来如此丨3000多年前的青铜水牛搬进新家啦

如今他的女儿正在墨尔本上私立高中，妻子也已经出国陪读。

这就是说，如果城市用地的价格提升，那么价格机制会刺激更多的土地向城市供应。加到一起算，综合税赋并不低。

但是权利约束不同，竞争的规则也就不同。这里不妨先说一句，中国不但面临城市化，还面临消化、重组、更新不当城市化的再城市化。再查下去，什么土地可纳入被征范围？答案是划入城市范畴的，或仍在农村，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经行政程序决定要拿下的土地。大陆学香港的土地制度，城市地价偏高是题中应有之义。还不行，再次优就是了。

香港至今还有购物天堂的美称，恐怕不是税赋低，而是那里的商业服务竞争激烈、效率比较高。最后，究竟多少国有土地可向市场出让，也由行政权决定。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变，公共住房模式可以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式，即贫民窟模式。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结构层面、体制层面和政策层面。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行政经济。但是，经济结构的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二步是企业的公司化和法人化。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看，大部制就是要建立监管制度，政府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型成为对企业的监管，也就是规制型政府。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

同时，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还必须考虑到效率。社会不公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且更会影响到社会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职业伦理。用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第一阶段是围绕着政府向企业分权。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主柱。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

在东亚，只有韩国有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首先，行政预算的透明化。

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经济改革是实现长期中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并没有做这种区分，他们简单地把社会领域视为是经济领域，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恶果。

行政改革的另一方面, 就是行政决策透明化，包括行政预算的透明化和行政决策程序化。而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

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来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任。

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通过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中等增长，从长远看，会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

现在所增加的资源，例如养老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流向这个小社会，造成了大社会补贴小社会，或者穷人补贴政府官员的局面。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不难理解。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

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即使他们学业优秀，也往往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

实际上，大部制的核心就是政府的转型。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结构的平衡。

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

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大部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并没有缩小。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

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

尽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欧洲当时的程度，但如果社会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会政策停留在低水平，中国很有可能演变成欧洲的发展道路，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将被打断。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

因此，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体制的改革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